据文献记载，步舆的使用可追溯到夏禹时期，考古发现则可上溯至商代。东周时期步舆类型仅有腰舆，汉代出现肩舆，南北朝时期步舆型式最为丰富。其中河南和云南出土步舆数量最多。乘舆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以女性居多，还有部分身份普通的老人。舆夫为二人或四人，四人抬舆属高级配置。有些步舆还增设顶、脚、隐膝、伞、幰和扇等配置，乘者身份地位较高。西汉时对于皇室使用步舆已有相关礼仪规制，以明贵贱、辨等列；南北朝之后，步舆逐渐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步舆是一种载人的无轮交通工具，以人力手提或肩扛而行。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因时代、地区、材质、形制的不同，步舆则有不同的名称，如檋、梮、肩舆、平肩舆、腰舆、步辇、辇、步舆、载舆、箯舆、担舆、檐子、篼笼、板舆、篮舆、轿、滑竿，等等，甚至迄今仍在某些地区和场合使用。对于此类交通工具，考古发掘简报、报告及相关论文中的称谓并不统一，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步舆。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夏禹时即已使用步舆，唐时渐已成习，但唐以前步舆的类型特征、发展脉络、时空分布、器用和源流等尚未究明。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考古材料，辅以相关传世文物，结合文献记载，拟对东周至南北朝时期的步舆进行初步探讨。
东周至南北朝时期，可从考古发掘出土遗物及其纹饰管窥步舆的形貌。据笔者初步统计，迄今考古发掘出土步舆共18例［表一］，材质、形式多样。其中3例为漆木实物，3例分别为3件青铜贮贝器盖上雕铸的立体形象，4例为1件青铜贮贝器胴部的印铸图像，4例为石刻画像，1例为壁画，1例为画像砖彩画，1例为青瓷雕塑，1例为漆画。根据步舆的抬举位置，可将其大致分为腰舆和肩舆两大类。
使用时，舆杆高仅及舆夫腰部。依抬举方式，可分为襻杠式和手抬式两型。
A型：襻杠式。舆杆较长，以皮绳等为襻，以杠扛之。可分为无脚式和有脚式两亚型。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2件漆木腰舆（M1P∶115、116），形制相同，唯M1P∶115铜构件甚为精致。根据竹木构件可复原1件（M1P∶116）。长方形底盘，周围有栏杆、立柱，上有四面起坡的顶盖。底盘两侧有舆杆，前后两端皆有一抬杠。立柱的支撑、顶盖的转角和舆杆、抬杠的两端分别有三通、插管、包头等铜构件。舆髹黑漆，舆杆、抬杠上刻云纹等。舆底系用竹条拼起，铺席。当时顶盖和四周可能有帷幔。底盘长134厘米、宽94厘米、通高123厘米。门高82厘米、宽38厘米。舆杆断面呈椭圆形，全长484厘米、中间宽8.8厘米、厚7厘米。舆杆尽头各有一横杆，凿榫后插入舆杆的长方孔内，便于支撑和固定舆杆。抬杠断面也呈椭圆形，长150厘米、宽6厘米、厚4.8厘米〔图一〕。从发掘报告报道看，此步舆无脚。
图一 侯古堆一号墓出土漆木腰舆（M1P∶116）复原图
云南晋宁石寨山M12出土青铜贮贝器（M12∶2），腰部阴线印铸的图画中有腰舆四组，形制相同，舆内各坐一妇女。舆作长方兜形，每舆由四个梳螺髻、短衣束带、跣足的男子扛抬，舆旁一背笠帽的人或一犬随侍，舆前后亦有多人导随，多数为梳银锭髻、短衣跣足的妇女〔图二〕。发掘报告认为图像表现的“似巡守之图”；另有研究者认为，与石寨山M20∶1贮贝器盖上表现的场景相同，是女奴隶主“前往播种仪式的图景”。墓中人骨已朽。该墓年代为西汉中期。
图二 青铜贮贝器（石寨山M12∶2）上印铸图画中的四组腰舆
1. 第一、 二组 2. 第三组 3、4. 第四组
云南江川李家山M69出土青铜贮贝器（M69∶157），盖上铸有立体人物35人、马2匹（上有骑者），表现的是播种祭祀场面。人高4-8.5厘米。四人抬腰舆作长方箱形，舆杆两端撑横杆，系宽带。舆内跪坐一人，梳银锭形髻，长袖长衣，下着长裙，双手垂膝，遍体鎏金，当为中心人物。发掘报告未说明乘者性别，但判断同墓出土贮贝器（M69∶139）上同样装扮的中心人物为贵族妇女，据此笔者推断该乘者应为贵族妇女。舆前后各列二人，螺髻，束腰带，右肩掮穿系于舆杆两端宽带的抬杠，右手扶杠，抬舆而行。舆左二人梳银锭形髻，靠后者双手持长柄伞。伞呈椭圆形，圜顶，鎏金〔图三〕。该墓为二女性合葬墓。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
图三 青铜贮贝器（李家山M69∶157）盖上雕铸的腰舆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还出土1件有脚式腰舆（M1P∶91），方形底盘，木制栏杆，四角有立柱，上有横木接连，底盘和上沿均以透雕铜饰镶嵌扣合，再上为伞形顶。中间为一圆形木柱。舆身小巧，呈正方形，长宽皆为90厘米，围栏较低〔图四〕。舆前挂着精细的竹帘，应为舆门所在。舆底也铺竹席。舆底四角铜饰的下面都有一个铜脚，长6.7厘米、宽3.3厘米、高9.3厘米〔图五：1〕。舆杆顶端皆有铜包头。铜包头上方均铸有方环〔图五：2〕。笔者认为铜方环应是用来固定襻的。舆杆全长347厘米、中间宽8厘米、厚7厘米。横杆两根，两端的方形木榫插在舆杆铜包头的方孔内，起支撑固定作用，长71厘米、宽4.2厘米、厚3厘米。抬扛两根，长165厘米、宽6.5厘米、厚3.5厘米，两端均有兽形铜包头〔图五：3〕。墓主为三十岁左右女性，其具体身份，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发掘报告推测可能是宋景公之妹勾夫人；欧谭生认为勾夫人即吴太子夫差夫人，墓中所出的肩舆等属于吴文化；李学勤认为墓主可能是楚国封君的家属，时代为战国前期偏早；徐少华认为墓主应是夫差之兄、阖闾太子终累的夫人；张闻捷认为该墓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吴亡之后，墓主应为楚国番县贵族而非吴王夫人季子。本文暂从墓主为战国初年楚系贵族的观点。不过，无论是属于吴文化还是楚文化，上述3件步舆出土于当地，应是当时当地使用的交通工具。在当时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群及其文化的交融应是客观存在的。
图四 侯古堆一号墓出土漆木腰舆（M1P∶91）
图五 侯古堆一号墓出土漆木腰舆（M1P∶91）铜构件
1. 舆脚 2. 舆杆包头 3. 抬杠包头
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出土1件瓷腰舆，据底板上的痕迹推断，原应有4件俑，前后各2件。残存二俑左胳膊向外平伸，右手紧抓肩上的抬杠。俑高9厘米。舆呈长方形，长7.5厘米、宽5.5厘米、高2.5厘米。舆下有四脚。舆顶棚为伞形，已残。舆中跽坐一俑，左手扶舆边，右手有执物痕。俑高8厘米。外施青釉〔图六〕。笔者根据彩照推断，舆前后各二俑均为前后相从，从抬舆俑与舆及杠的位置关系推断，应为襻杠式腰舆。有研究者认为，舆中人物可能代表墓主的形象。该墓规模虽不大，但出土遗物较丰富，墓主应属社会上层人士。
这类襻杠式腰舆或即史书所载的襻舆。《南史·萧范传》载：“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襻舆施版屋，冠以牛皮。”《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太清元年》引此文，胡三省注曰：“襻舆者，舆掆施襻，人以肩举之。”
B型：手抬式。舆杆短，主要用手抬，或辅以襻。可分为无脚式与有脚式两亚型。
Ba型：无脚式。舆底未设四脚。舆分平板式和低栏式，以平板式为主。
无脚平板式腰舆属简易代步工具，由二人抬，形如现在的普通担架。就目前考古发现看，此型腰舆仅出现于孝孙图中。如山东嘉祥武梁祠东壁画像中的孝孙图，画面有老壮少三人。右边一冠服者左向立，右手前指，上一横榜题“孝孙父”。其前一童子左向立，回首顾父，右手指向一舆，其上榜题“孝孙”。左边一老人右向坐，双手前指，左上榜题“孝孙祖父”〔图七〕。河南洛阳上窑出土北魏画像石棺，其后挡有三幅画面，左右两幅被凿残，中间一幅完整，雕刻一前一后两人用舆抬着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图八〕。宫大中指出，“估计这是一组有情节的连环组画式的故事画像。应为孝孙原穀”。笔者赞同此观点。从画面内容可推断，画像应为三幅连环画式。将它们与流散于国外的北魏孝子石棺线刻画中的孝孙原穀图相较，三者题材一致，但北魏孝子石棺线刻画中的孝孙原穀图是两幅连环画式故事图像，右侧图为孝孙和其父二人舁舆，舆中为其祖父〔图九〕，与洛阳上窑出土北魏画像石棺后挡中间那幅画面内容一致，左侧图与武梁祠东壁孝孙图大体一致。同样的孝孙原穀题材图像还见于洛阳北魏曹连墓出土石棺，在棺的左帮上也有类似的腰舆图，右侧为一老人席地而坐，左侧跪二人，后面有一舆〔图十〕。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石床（卢芹斋旧藏）和纽约展览石床，其石屏风上孝孙图中的腰舆均为无脚平板式〔图十一〕。类似的孝孙原穀图及腰舆还见于美国纳尔逊·阿特肯斯艺术博物馆藏石床石屏上的画像。
图七 武梁祠东壁画像中的孝孙图
图八 北魏画像石棺上的孝孙图
洛阳上窑村出土
图九 北魏孝子画像石棺上的孝孙图
图十 石棺上的孝孙图
洛阳北魏曹连墓出土
图十一 北魏石床石屏风上的孝孙图
波士顿美术馆藏
无脚低栏式腰舆四周有栏板或栏杆。仅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M20出土青铜贮贝器（M20∶1），盖上雕铸人物32个、马3匹（上有骑者）、牛1头、犬1只。铜人高3-6.5厘米。盖中心是3件叠置在一起的铜鼓，其右的中心人物是一位乘舆妇女，舆作方斗形，二人抬。妇女身体鎏金，梳银锭形髻，手置于舆外，似为主祭者。舆夫梳螺髻〔图十二〕。发掘报告认为其表现的是“杀人祭铜鼓场面”，有研究者认为表现的是女奴隶主“前往播种仪式的图景”。墓中棺木和人骨无存。该墓年代为西汉中期。
图十二 青铜贮贝器（石寨山M20∶1）盖上雕铸的腰舆
Bb型：有脚式。舆底四角设四脚。舆为平板式，或即文献记载之板舆。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壁画中的鬼宿（汉代又称舆鬼）图，画面上一前一后两人用舆抬着一个头上长角的怪物（鬼）。笔者仔细观察画面，在舆板前端下面有黑色二脚，后端画面已残〔图十三〕。河南安阳固岸M57为东魏武定六年（548）的谢氏、冯僧晖夫妇合葬墓，出土石床的石屏风内壁刻画一前一后两人抬舆，舆前端设隐膝，舆下设四脚，空舆，旁有一人执扇〔图十四〕。与此图极为相似的是深圳博物馆展出的收藏品北朝石床上石屏风内壁刻画的腰舆图。此二图的题材，有研究者认为是孝孙原穀图。笔者根据画面三人中并无孝孙祖父，无榜题，舆的形制也并非孝孙图中的简易担架式，而是设有隐膝和脚、配置比较完备的空舆，舆旁之人应为侍者，固岸M57的侍者还执扇。故推断它们应是备舆图。与后文所论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画像砖上的空舆图内涵一致，即为主人准备出行的交通工具，与备马、备车性质相同。
图十三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壁画中的鬼宿图
图十四 石床石屏风上的腰舆图
安阳固岸M57出土
使用时舆杆直接置于舆夫肩部，以肩扛之，并以手扶持。抬舆的方式主要是前后两组二人并列前行，仅用单肩；个别是前后两组二人前后相从，双肩并用。根据舆的形制差异，可分为无脚式和有脚式两型。
云南晋宁石寨山M1出土青铜贮贝器（M1∶4），盖上铸造立体群雕，表现的是祭祀广场上的礼仪建筑、器用设置及人物活动。主祭者是一位乘肩舆的妇女，由四名舆夫抬着。人物高约3厘米〔图十五〕。该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关于这件贮贝器上群雕图像的主题，发掘简报以“杀人祭铜柱”命名，另有研究者解释为“报祭”、“（后）夫人之聘享”。
图十五 青铜贮贝器（石寨山M1∶4）盖上雕铸的肩舆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床漆屏风上彩绘图像有班倢伃辞辇图，四人抬舆（辇），舆上置幰、伞，中坐一戴冕旒帝王，后随一妇女。榜题“汉成帝”“汉成帝班捷（倢）伃”。左侧有题记四行〔图十六〕。墓主为北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司马金龙夫妇。与此相对照的是据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的班倢伃辞辇图〔图十七〕，二者人物故事题材一致，但乘舆和抬舆的人数不同。其分别为：一人乘舆，舆夫四人；二人乘舆，舆夫八人。班倢伃辞辇故事见于史书记载。《汉书·外戚传下》载：“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图十六 石床漆屏风上的班倢伃辞辇图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
图十七 《女史箴图》中的班倢伃辞辇图
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画像砖上的彩色肩舆图像，方舆，四面有低栏，舆下四角各有一脚。舆上置幰。该舆由四名舆夫肩扛，前后各二人并行。后有一人执扇〔图十八〕。该砖左上角已残，该处是否也绘有一人执扇，不详。杨泓先生非常敏锐地观察到该肩舆前栏向后斜装二小柱，上托一横木，极似车舆前的车轼，人坐舆上可以凭倚其上，功能又似床上所施隐几即凭几，《隋书·礼仪志》中所说“隐膝”，或即指此物。该墓规模巨大，墓主应为社会上层人士。
图十八 画像砖上的彩色肩舆图像
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
根据考古发现情况和上文所论，可将东周至南北朝时期的步舆大致分为三期，即东周、汉、南北朝［表二］。从［表二］可以看出，东周时期步舆3例，汉代步舆9例，南北朝时期步舆6例。步舆的类型以腰舆为主，多达15例，占比达83%，从东周、汉至南北朝时期均有，历时长，种类较丰富，可分为A型襻杠式和B型手抬式两型，又均可细分为无脚式和有脚式两亚型。其应是这一时期步舆的主流形式。肩舆数量少，仅3例，年代也较晚，为汉和南北朝时期，可分为A型无脚式和B型有脚式。
［表二］ 东周至南北朝时期步舆分期
总体看，东周时期，步舆类型仅有A型襻杠式腰舆。汉代步舆类型逐渐丰富，腰舆和肩舆均有。腰舆类型齐全，A型襻杠式腰舆继续存在，出现B型手抬式腰舆，数量较多，尤其多见于孝孙画像中。汉代已出现肩舆，仅1例，是否确为肩舆，暂存疑。南北朝时期，步舆的型式最为丰富，但不见Aa型无脚襻杠式腰舆，肩舆数量增加且类型丰富。这些情况表明，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步舆的使用频率增加，使用场所更加广泛，已不限于最初的山行工具，而逐渐为日常出行所需，其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因三国两晋时期步舆的考古资料暂无，分期存在缺环，推断其应上承汉、下启南北朝之制。据传为东晋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的班倢伃辞辇图，表现的虽是汉代故事，也应有当时影子。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步舆也是被较多使用的代步工具。魏文帝曹丕《校猎赋》曰：“步辇西园，闲坐玉堂。”《晋书·山涛列传》载：“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晋潘安仁（岳）《闲居赋》曰：“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北堂书钞》卷第一百四十引《晋诸公赞》云：“司徒傅枢以足疾逊位，不许，以板舆上殿。”《晋书·王导列传》载：“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东晋十六国时期作奢华猎辇和大辇等。《太平御览》引晋陆翽《邺中记》曰：“石虎少时好游猎。后体壮大，不复乘马。作猎辇，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晋书·桓玄列传》载：“﹝玄﹞以其妻刘氏为皇后⋯⋯更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又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
从［表三］可以看出，东周至南北朝时期步舆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云南、广西，以河南和云南的数量最多，均为7例，其他各省分别为1例。从地域分布看，集中于中原地区的河南、山西、陕西和山东，以及南部边疆的云南和广西。河南出土的步舆年代早，延续使用时间长。其中东周时期步舆出土地集中在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共3例；南北朝时期步舆以洛阳出土者居多，共2例，若加上据传出土于洛阳的收藏品则更多，此外安阳和邓县也各出土1例。汉代9例步舆中有7例出自云南，多出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也有出土，以西汉中晚期为主，延至东汉，腰舆和肩舆均有，以Aa型无脚襻杠式腰舆为主，也见Ba型无脚手抬式腰舆和A型无脚式肩舆，其共性特征是均为低栏式舆，无脚，抬举方式多样，文化面貌上属于滇文化。此外还有陕西出土的1例Bb型有脚手抬式腰舆和山东出土的1例Ba型无脚手抬式腰舆，其中2例Ba型无脚手抬式腰舆具体形制也不同，云南出土者为低栏式，山东出土者为平板式。因此，可以说云南出土步舆独具特色，不见于他处。其他各省出土的步舆均为1例，年代较晚，均在汉和南北朝时期。
云南出土步舆的载体均为青铜贮贝器，其中石寨山M20、M1和李家山M69所出者为贮贝器盖上的青铜雕塑，而石寨山M12所出步舆为贮贝器腰部阴线印铸的图画。其中，石寨山M20、M1和李家山M69所出步舆乘者头梳所谓银锭形髻，研究者或称垂髻、椎髻，认为属于滇国妇女的发式。石寨山M12所出步舆乘者发式，从拓本看，似为银锭形髻。从墓主身份看，石寨山M20、M12均为滇王或其亲族，石寨山M1为滇王之王后。由此推断云南出土步舆的乘者均为滇国贵族妇女。
从［表一］可以看出，步舆的使用者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乘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如河南固始侯古堆M1墓主为楚系贵族，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上的班倢伃辞辇图中乘舆者为汉成帝，云南出土的7例步舆乘者均为女性贵族，多达14例，占比达78%。二是乘者多为女性。乘者性别明确的14例步舆中，多达10例为女性，即河南固始侯古堆M1出土3例步舆和云南出土的7例步舆乘者均为女性，如将河南安阳固岸M57谢氏、冯僧晖夫妇墓出土者计入，则多达11例，占比高达79%。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出土的步舆乘者均为女性，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三是部分乘者为孝孙祖父。如山东嘉祥武梁祠东壁画像和河南洛阳上窑村石棺、河南洛阳曹连石棺，共3例，占比达17%。若加上相关收藏品，其比例更高。孝孙祖父代表身份普通的老人。如果将贵族女性和身份普通的老年乘者数量相加，则共有13例，占比高达72%。
综上可知，东周至南北朝时期乘坐步舆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一般贵族，以女性居多，还有部分为身份普通的老人。此外，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1例舆鬼图，乘舆者为“鬼”，表现出步舆的特别功用。根据后文所引《新唐书·舆服志》等相关文献记载推断，有疾病者可乘步舆。考察云南当时的交通工具，据石寨山M20、李家山M69所出乘舆者与骑马者出现于同一出行场面可以推断，男贵族骑马，女贵族乘舆。这与云南地处高原地带，当时道路交通不便等有关。从考古发现看，云南东汉墓出土车马器和车马画像砖，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当地已使用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而中原地区此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车马，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都充分证明，无需赘述。步舆作为当时交通工具的补充而存在，多用于山区和宫廷等。
根据［表四］可知步舆自身的配置情况。12例襻杠式腰舆和肩舆中，有7例增设相关配置，以提升步舆的性能和舒适度。如河南固始侯古堆M1出土者配顶和脚，云南江川李家山M69出土者配伞，广西永福寿城南朝墓出土者配顶和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者配幰和伞，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者配脚、幰和扇。有些还应配茵等。在5例手抬式腰舆中，有3例无脚平板式腰舆均未配顶、脚、幰、伞、扇等，设计简单，仅二人抬舆，使用便捷。这种简易的步舆仅是代步工具，乘者均为普通老人，身份地位较低。
此外［表四］统计也反映出步舆的人员配置。A型襻杠式腰舆和肩舆的舆夫均为四人，B型手抬式腰舆的舆夫均为二人。舆夫均为男性。《艺文类聚》引东汉卫宏《汉旧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汉书·王莽传下》称“朝见挈茵舆行”，颜师古注引西晋晋灼曰：“岂今之板舆而铺茵乎？”笔者认为晋灼言之有理。结合上文所论推断，皇后、婕妤所乘辇，应与《女史箴图》中汉成帝所乘八人抬步辇类似，余乘四人抬铺茵板舆。可见，当时四人抬舆已是高级配置，乘者身份相当尊贵，而帝后等所乘八人抬辇则为至尊至贵的身份标识。由此也可知，西汉时对于皇室使用步舆已有相关礼仪规制，其不仅是代步工具，而且具有身份等级的象征意义。从上文所引文献可知，后赵皇帝石虎和东晋篡位称帝的桓玄竟作奢华猎辇和大辇，舆夫二十人甚至二百人，骄奢荒侈。
步舆的使用源远流长，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可追溯至夏禹时。《史记·夏本纪》引禹言：“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汉书·沟洫志》引《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则梮。”如淳曰：“梮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韦昭曰：“梮，木器，如今舆牀，人举以行也。”师古曰：“如说是也。梮音居足反。”《史记·河渠书》引《夏书》：“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集解》徐广曰：“桥，近遥反。一作‘檋’。檋，直辕车也，音己足反。”这些文献记载夏禹治水山行所乘的工具为“檋”“梮”“桥”，注解不一。笔者认为韦昭的解释更合理，即本文所讨论的步舆。
从考古发现看，步舆的使用可追溯至商代。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3件，形状、大小、纹饰均相同，发掘报告称之为“抬盘”。长方形舆中部稍凹，两端各出二柄。两端各有一个半立体雕刻的兽头，弯角、额心方棱纹、两眼皆用石片嵌成，牙齿为蚌片制成。柄为立体雕刻的夔龙形，眼、齿、头面上的重要线条、身之轮廓及其中的棱纹、三角纹皆镶野猪牙嵌片。舆边与心边的立壁上嵌“葵纹”蚌饰，蚌饰之间有猪牙嵌片连成波浪纹。舆两边向下折之竖立面近两端嵌有起棱石片。有纹饰部分均涂红色。舆长1.7米、宽0.6米。连两端柄长2.3米。柄长0.3米、头端宽0.12米。舆心凹下约0.05米，长1米、宽0.4米。器之底面未见，似为平底。器高0.2米左右〔图十九〕。墓葬年代为商代晚期，墓主为商王。发掘报告认为，“此三器，据其形制结构推测，必为舁物之舆无疑。柄颇短（只0.3公尺），是为直接肩扛之用”。笔者认为，大约30厘米长的柄，又达2.3米的总长度，高举置于肩以行颇为不便，而置于腰处手抬更为合适，即本文所分类中的手抬式腰舆，或辅以襻，以肩分担压力。其功用，发掘报告认为是“舁物之舆”；笔者考察其形制、大小及装饰等，认为其大小合适，制作精美，应是舁人之舆。
图十九 漆木腰舆
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
1. 复原图 2. 舆局部 3. 残柄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可知，南北朝之后的历代都使用步舆。唐朝皇帝于宫中来往多喜乘步舆。《旧唐书·舆服志》载：“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宋史·舆服志一》载：“唐制，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由此可知当时步舆的种类较多，形制多样。考古出土实物和传世画作为我们了解当时步舆的具体形象提供了珍贵资料。
手抬有脚平板式腰舆见于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画了十三位帝王形象，其中南朝陈宣帝陈顼所乘为腰舆，设隐膝、四脚，四人抬，二人持扇，二人侍从〔图二十〕。《步辇图》画面上六女抬着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另有二女持扇、一女打伞。画面另一侧，一位是生虬髯持笏板的红衣人，一位是吐蕃使者禄东赞，一位是束手站立的白衣人。画幅中央有楷书“步辇图”三字。步辇设隐膝、四脚〔图二十一〕。据史书相关记载，图中步辇（腰舆）及伞扇应为阎立本之兄阎立德设计制造。《旧唐书·阎立德列传》载：“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毘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毘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值得注意的是，《步辇图》中抬舆者均为女性。
图二十 《历代帝王图》中的陈宣帝
除了腰舆外，唐代肩舆形象也有发现，而且数量较多，主要见于敦煌壁画〔图二十二〕、敦煌千佛洞绢画〔图二十三〕，以及唐新城长公主墓壁画〔图二十四〕。相关文献记载表明，当时对其的使用已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新唐书·舆服志》载：“开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师保、尚书令、仆射、诸司长官及致仕官，疾病许乘檐，如汉、魏载舆、步舆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暂乘，不得舍驿。”《唐会要·舆服上》载：“外命妇一品二品、中书门下三品母妻，金铜饰犊车檐子，舁不得过八人。三品金铜饰犊车檐子，舁不得过六人。非尚书省御史台，即以白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四人。四品五品，白铜饰犊车，白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四人。六品以下，画奚车檐子，舁不得过四人。胥吏及商贾妻，并不得乘奚车及檐子。其老疾者，听乘苇轝车及篼笼，舁不得过二人。庶人准此。”
图二十二 莫高窟第一五六窟 “小娘子担舆”
图二十四 唐新城长公主墓壁画中的肩舆
唐代以降，南宋侨渡江南后，肩舆就成为官员士大夫出入的工具；明清两代，官绅出行方式更是演变为主要乘轿，这皆是唐后期肩舆流行的影响。
人力抬举而行的载人交通工具步舆的使用自古至今，是中国传统的代步工具。考古发掘出土的东周至南北朝时期步舆的存在形式多样，有漆木、竹质实物，青铜贮贝器盖上雕铸的立体形象，青铜贮贝器胴部的印铸图像，以及石刻画像、壁画、画像砖彩画、青瓷雕塑、漆画。根据步舆的抬举位置，可将其大致分为腰舆和肩舆两类。腰舆可分为手抬式和襻杠式，又均可细分为有脚式和无脚式。肩舆可分为有脚式和无脚式。
东周时期，步舆仅有腰舆，到了汉及南北朝时期，腰舆和肩舆均有，且形式多样。云南出土步舆的年代集中于汉代，腰舆和肩舆兼备且均为低栏式舆，无脚，抬举方式多样。总体看，这一时期步舆以腰舆为主，历时长，从东周、汉至南北朝时期均有，种类较丰富，应是该时期步舆的主流形式。南北朝时期，肩舆的比例有所上升，大致与腰舆并重。
东周至南北朝时期步舆集中分布于中原地区和南部边疆，以河南和云南出土数量最多。河南出土的步舆年代早至东周时期，南北朝时期也有，延续使用时间长；其他地区出土步舆的年代均较晚，为汉和南北朝时期。
东周至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主要的出行方式是乘车骑马，步舆作为当时交通工具的补充，多用于山区、宫廷等。乘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一般贵族，以女性居多，还有部分乘者为身份普通的老人。西汉时对于皇室使用步舆已有相关礼仪规制，其不仅是代步工具，而且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云南出土的步舆乘者均为滇贵族妇女，当时出行，男贵族骑马，女贵族乘舆，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手抬式腰舆的舆夫均为二人，襻杠式腰舆和肩舆的舆夫均为四人。四人抬舆在当时已是高级配置，乘者身份相当尊贵。八人抬舆，乘者身份至尊。有些步舆增设相关配置，包括顶、脚、隐膝、伞、幰和扇，以提升性能和舒适度，乘者身份地位较高；手抬无脚平板式腰舆均无此类配置，仅二人抬，只是代步工具，乘者身份地位较低。
步舆的使用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可追溯至夏禹时，考古发现可追溯至商代。南北朝之后的历代都使用步舆，成为官员士大夫等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附记：本文待刊期间，笔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等获悉“202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洛阳孟津朱仓北朝墓”中的M262出土1具石床，其石屏风上有孝孙原穀图。其步舆形式与本文中的Ba型无脚平板式腰舆一致，详细情况有待发掘简报的报道。本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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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石：《略论东周至南北朝时期的步舆》，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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